中国画的发展需要素描训练

【学术争鸣】

作者：冯远（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编者按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上一期《学术争鸣》栏目，刊登吴为山的文章，对素描进入中国的历史、东西方绘画特点的异同作了详尽介绍，提出构建中国式素描新体系。

关于中国画学习要不要“去素描”、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素描，多年来在学院教育中多有探讨。有人认为，素描的训练和考查形式千篇一律，西方素描不符合中国画的艺术特性，弊大于利；也有人认为，素描训练有利于强化造型能力，素描方法的引进和吸收，塑造了中国画的时代新面貌，不应急于否定。本期两位作者都有中国画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的丰富经验，针对这个话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够启发大家的思考，继续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与讨论。

素描，是指采用单色（或简单颜色）的工具描绘物象的轮廓、体积、结构、空间、光影、质感等基本造型要素的绘画方法。素描是所有绘画的基础，也是影响作品质量和创作的成败因素之一。作为造型艺术的绘画，目的就是传达作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情感。无论基于何种思想和观念进行的艺术创作，其作品都需要展现其深刻和精微，而素描训练正可以培养我们超乎常人的视觉洞察力和敏锐的心灵直觉力。

中国画历史悠久，从实践到理论自成体系。学习中国画历来是先依样临摹范画掌握基本技法，然后“师造化”描绘物象。但目识心记、搜尽奇峰之外，中国画亦须“传移模写”“应物象形”“以形写神”——此何尝不是中国式的素描和学习方法。中西绘画在观察和表达方式上有差异，但在基本要素的内在指涉和艺术核心要义方面并非决然两端、形同水火互不相融。

以线造型、平面结构、意象色彩、抽象笔墨、散点透视——历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绘画，以独造、鲜明的面貌特立于世界艺林，本应以活跃的生命力追随时代，不断彰显不同时代中国画家的创新智慧和变革才华。但至十九世纪，受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画陈陈相因、生气渐失、委顿衰蔽。当时，维新人士如康有为倡导改良、向西方绘画学习，以中西合璧来振作中国画。后来，陈独秀提出革“王画”的命，批判封建绘画“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主张摒弃文人画轻形重意的技法，追求形神兼顾为主的画法，提倡绘画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主张希图力挽当时画坛颓败之势，引领并影响了一大批有志于变革中国画的艺术家的创新实践。

了解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素描在中国画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就更能明白前辈艺术家的主张了：在徐悲鸿看来，“草草了事，仍无功效，必须有十分严格之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在林风眠看来，“须在学习绘画之先，三年以后再选专业”；在潘天寿看来，“全世界各民族绘画，不论东南西北哪个系统，首先要捉形，进一步就要捉色，总要捉神情骨气，只是方法有所不同罢了”（当然潘先生反对画一张石膏头像或半身像要三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认为油画系这样训练是好的，但中国画系这样画，虽不敢说绝无好处，但作用不大，费时太多，应该把多费的时间用于诗词、书法篆刻、画理、题跋的修学）；在蒋兆和看来，“中西绘画是需要结合的，我们必须要在自己传统的白描造型基础上吸收外来的艺术，融会贯通。然后在这个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现代造型能力的坚强基础”。几位先生的意见虽然各有侧重，但在认识上有较为一致的方面：通过素描解决中国画造型中“形”和“捉形”的问题。而分歧主要在“明暗石膏头像、半身头像长期作业”的效用问题，即光影素描难以为平面造型的中国画所兼容采纳的问题，此事有关东西方绘画方法理念之异同，更有从捍卫民族绘画基本价值的角度质疑教学方法的含义。

现代美术教育在中国开办以来，历时不过百余年，为新中国、为当代中国美术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和杰出的中国画家，这是不争的事实。徐悲鸿、蒋兆和、林风眠、潘天寿等人创立的美术教育教学体系顺应国情、民情所需，自觉继承优秀传统艺术，主动吸纳引入世界其他国家的艺术优长，并且率先在自身实践探索中改良外来艺术，融入中国画艺术和教学基础训练，走出了变革改造的重要一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提出明确的文艺方针，艺术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鼓励画家深入实际，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新面貌，创造新中国画。由此中国画创作从作者的思想观念、题材内容、表现对象到艺术手法、表现技法，以及中国画教学和基础训练方法，都渐次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为中国画的创新发展和人才队伍培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其成果自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得到了充分展现。

以中国人物画为例，从早期的徐悲鸿作品《九方皋》《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阿Q像》，到新时期叶浅予的《中国人民大团结》、潘絜兹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李斛的《关汉卿》、石鲁的《转战陕北》、黄胄的《叼羊图》《新疆维族舞》等，现代中国人物画持续推进了西式素描变革，进一步过滤明暗光影、减弱体面关系，渐次强化线造型与结构渲染方法，所以才有了后来顾生岳、杨之光、方增先、刘文西、周思聪、王子武、何家英等人物画大家的纷纷涌现。同时期的中国画教学基础训练在延续发展工笔白描写生之外，探索总结出结构素描、意笔线描、注重速写和慢写的造型训练方法，逐步取代了明暗体面素描，以更为契合中国画素描教学的要求，但在实践中，依然保留了适量的明暗、体积塑造的能力训练，以利当代中国人物画形象的深入刻画。《矿山新兵》《说红书》《祖孙四代》《知心话》《矿工图》《维族老人》《曹雪芹像》《人民和总理》《太行铁壁》《十九秋》……一大批优秀作品的相继问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想，如果当初拒绝吸收和转换西方素描的优长特质，继续沿用古代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近现代如陈老莲、任伯年的传统人物画技法，或采用现当代某些近乎夸张戏玩、类似趣味小品的造型技法，又如何塑造表达当代中国人的丰满形象和精神风采，何能有当代中国人物画、山水花鸟画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及其辉煌成果？

如前所述，素描的核心效用在于训练造型，并解决与造型相关的若干绘画问题。中国画表现对象中的各色人物、山水树石、花卉走兽，无论得自写生、写真、临摹还是臆想印象，皆有形有状。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掌握描绘、塑造物象，以及状写、意写对象的本领。相比之下，中国画中人物画最难，花鸟次之，山水树石云岫对形的要求宽松一些。即便如此，山法、树法、石法也须临摹加写生，以求深入理解物象特征原理，通过笔墨去状物写形，一如西式素描以不同色阶色调图绘物象。完全依靠临摹或默背、仿古人笔法笔意去创作今日之中国画，难以避免落入程式化、概念化的泥淖而难出新意和生气。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纵然是以高扬写意为精神旨归的中国画艺术也无法完全凭想象去臆造生活。这个基础训练和方法的称谓是否为素描二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达到训练的结果和效用。

进入新世纪，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样化发展和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意识已成历史潮流。东西方艺术在发展的进程中，也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变化。艺术永无止境，受不同地域文化影响的各民族艺术在坚守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理应追随时代，与时俱进。时至今日，中国画基础教学教与不教素描，教怎样的素描，怎样教素描，是一个可以继续争鸣探索，但不必给出统一要求的命题。以解决造型、结构、技术语言表达能力为目的的广义素描仍然必要而且重要，而对于某些画种、画风需要的，以明暗光影体面塑造为诉求，通过石膏长期作业训练为目标的狭义素描，则应尊重各地各院校的学科特点，分门别类，尊重规律，自主选择，各取所需，鼓励探索更为行之有效的训练和学习方式，不宜也不必定于一尊、囿于一式、限于一格，甚至因噎废食，不及其余。死学僵用之罪不在素描，问题出在教与学自身。

中国画还要向现代发展，转换、创新既有的素描教学方式，创造现代中国画素描基础训练方法，意在培养技术扎实、富有创新意识的专业人才，营造百花齐放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氛围。作为方法和手段的素描不是目的，创造出更多高水平的现代中国画艺术成果，造就更多优秀人才才是根本。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张玉梅、于园媛、许馨仪）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18日 07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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